3月25日,在西陵峡口的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下,以长江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成友为代表的科研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整理设备、协调船只,为随时进行野生中华鲟超声波跟踪定位做准备。

　　这是农业部时隔8年之后再次批准启动野生中华鲟的科研“捕捞”。

　　长江自古被誉为“中国渔业的摇篮”。“千斤腊子(中华鲟)万斤象(白鲟)、黄排(胭脂鱼)大了不像样”,用来形容长江物种资源的丰饶。

　　可是现如今,白鲟已经多年难觅踪迹,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以中华鲟、江豚为代表的长江旗舰物种,受环境污染、水利工程建设、滥捕滥捞、误捕误捞、航运发展等因素影响,种群数量正逐年大幅度减少,濒临灭绝。

　　据科研部门统计,每年洄游至葛洲坝下的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已经由1982年的上千尾下降至2012年的约50尾；而如今整个长江流域的江豚,仅存1040头,数量比“国宝”大熊猫还要少。

　　“中华鲟等长江旗舰物种的存亡,是反映长江及近海生态系统状况的重要指标。中华鲟如果灭绝,不是鱼殇,而是河海之殇。”中国水产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危起伟说。

　　一场结果未知的寻找

　　春日冷不丁吹来的江风,让来自中国水产研究院的科研人员们感受到乍暖还寒间的丝丝凉意。

　　才30出头的王成友,由于经年累月奋斗在长江上,凛冽的江风和刺骨的江水早已在他的脸上、手上刻下深深的裂纹。但他顾不上这些,和同伴尽快找到中华鲟的新产卵场,并且保护起来,在危机重重的大环境下守护好中华鲟最后的希望,才是最要紧的事。

　　此前的2008年,随着野生中华鲟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人工繁育技术的逐渐成熟,以及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中华鲟,农业部暂停了以人工繁殖放流为目标的中华鲟野生捕捞。

　　此次被批准的科研单位仅中国水产科学院一家。他们将捕捉少量野生中华鲟进行标记。标记后,中华鲟会被立即就地放生,通过超声波设备跟踪监测,科研人员可以获得中华鲟的洄游轨迹,期望以此按图索骥找到中华鲟新的产卵场,立即实施保护,防止其再因人类活动而遭破坏。

　　作为目前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中华鲟至今有1.4亿年历史。

　　中华鲟为我国所独有,它们在长江上游金沙江段出生后,鱼苗长到20厘米左右就游往大海,路途几千公里,在海水中经过8至26年生长,一旦性腺成熟,就从大海溯游回长江上游繁殖后代。每年6月,性成熟的雌雄个体成群而行,由上海崇明岛长江口溯游而上,在当年末抵达位于金沙江的产卵场,停留到第二年的10-11月开始产卵。

　　1981年,为了建造葛洲坝,长江实现大江截流,一同被截开的,还有中华鲟洄游长江的路途。

　　这是中华鲟物种的“分水岭”。处在长江上游的合江至金沙江屏山段600多公里江段内的近二十处产卵场,由于葛洲坝的阻隔,再也无法被中华鲟所用。

　　正当科研人员为此忧心之时,1981年意外发现中华鲟在葛洲坝下游的水域产卵,新的产卵场就此形成。此后,历史上长江上游的产卵场荒废,葛洲坝坝下成了中华鲟物种自然延续的唯一根据地,也成了寄托科研人员希望的“黄金水域”。

　　然而,让人感到紧张的是,从2013年秋冬到2014年秋冬,科考人员未再发现中华鲟在葛洲坝下产卵的迹象。连续两年“爽约”,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直到2015年春夏,长江入海口竟然发现了中华鲟鱼苗,专家们喜出望外:“中华鲟不是没有自然繁殖,可能是转移了产卵场。”

　　对此,农业部组织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4家单位的大约200名科学家和科考员联合开展中华鲟大型科考,运用声学探测、食卵鱼解剖、江底采卵等多种技术手段,在宜昌至安庆1041公里的江段展开拉网式搜寻,希望找到中华鲟新产卵场。

　　虽然有捕捉到中华鲟亲鱼的踪迹,但直到目前,科考队未发现中华鲟新的产卵场。

　　威胁重重

　　尽管专家推测中华鲟有新的产卵场形成,国家也出台一系列保护措施,但仍没能缓解中华鲟数量的骤减。

　　研究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长江里中华鲟的繁殖群体能达到1万余尾,葛洲坝截流的80年代骤减到2176尾,2000年仅有363尾。1983年国家禁止对中华鲟进行商业捕捞,只允许用于人工繁殖的科研捕捞。

　　然而,野生中华鲟的数量却仍在锐减,后来连科研捕捞的指标都无法完成。2008年,农业部组织专家论证,估算繁殖群体不足200尾,野生种群岌岌可危,科研捕捞就此叫停。

　　洄游到产卵场有1600多公里的遥远路途,一些中华鲟在到达产卵场前,就已遭遇意外。在通航能力不断扩张的长江黄金水道,中华鲟要很难躲避如织的船舶和密布的网钩,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华鲟课题组的科研人员常常收到误捕误伤中华鲟的报告。

　　葛洲坝下游新产卵场的出现,并未使野生中华鲟的数量稳定下来。经过多年观测,中国水产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危起伟发现,野生种群数量减少有着更加复杂的原因,其中长江水体的污染也是最大威胁之一。

　　水体污染不仅导致幼鱼畸形,还可能导致性别严重失调,物种延续的理想情况应该是雌雄比例1∶1。危起伟介绍说,研究表明,从2003年开始,中华鲟的雌雄比例一路走高,2003年达到5.86比1,2005年达到了7.4比1,现在已是10比1。这意味着即便雌鱼产下大量卵子,也因无法受精导致种群无法繁殖。

　　此外,沿江工业带密集发展,在不同程度上挤压了中华鲟原本就不宽裕的生存空间。仅长江流域就集中了中国约40%的化工业。

　　在葛洲坝下宜昌中华鲟保护区,由于当地临江工业园建设,导致中华鲟产卵场客观上向上游缩短了不少。

　　2013年科考人员没有发现野生中华鲟产卵,一些专家就认为是因为上游水库滞温效应叠加,使得水温超出中华鲟适应性的阈值。科学家通过对一些受伤死亡的野生中华鲟尸体解剖发现,缺乏冷水刺激,使得当期进入内河产卵的中华鲟性腺发育并不成熟。

　　中华鲟产卵时,需要低于20度的水温。一些专家指出长江上大坝的滞温效应,导致了大坝下游秋冬季节水温的上升。危起伟的数据显示,从2003年三峡大坝蓄水后,近年长江秋冬季水温平均升高了2至6度。水温过高,不符合中华鲟产卵条件,所以尽管有中华鲟回到葛洲坝下,但是不产卵。

　　保护之困

　　目前,以白鲟、白鳍豚、中华鲟、江豚为代表的长江旗舰物种,有的因为生存环境被破坏,数量非常稀少,以致在自然状态下基本丧失维持繁殖的能力,而导致功能性灭绝；有的已经被列入“极度濒危”序列,而进入最后的“保种”阶段。

　　“长江旗舰物种的消亡,反映的正是长江水生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长江里鱼的种类和数量锐减,食物匮乏。”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专家王丁说,在生物链顶端的大型旗舰物种首当其冲受到危害。

　　农业部等部门也正在极力促成“中华鲟保护联盟”的成立,把来自长江流域保护区、科研机构、渔政部门、社会团体的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一股合力,为中华鲟寻找最后的生机。

　　虽然有一些成绩,但是困难依旧重重。

　　杜合军是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多年从事分子遗传研究工作。2013年12月,在杜合军和他的团队努力下,中华鲟首次实现了单性繁殖,并建立了中华鲟精子库。

　　杜合军告诉记者,当时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有只雄性白鳍豚“淇淇”,却始终找不到可与它繁殖的雌性。如果早点应用这项技术,白鳍豚也不至于灭绝。

　　尽管中华鲟已经实现了全人工繁殖,但不少专家担忧,离开野生中华鲟种群,中华鲟这个物种仍然很难长久地保存下去。所以,尽管业界对中华鲟“野外捕捞和亲本放流”争论已久,却也是当下不得已为之的办法。

　　为减缓江豚灭亡和保存物种,科学家也一直探索人工环境下繁殖江豚。在天鹅洲保护区的巨型网箱中,饲养着目前唯一一对半自然状态的江豚。目前雌性江豚已再次怀孕,科研人员正对其精心呵护,期盼着这次分娩能够成功。

　　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指出,对于这些已经濒危的旗舰物种,建立“保种”种群是当务之急。但物种保护不仅仅是简单维系一个物种繁衍,而是要保护物种栖息的整个生态系统。他呼吁,在长江生态系统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实行长江十年休渔,给予生态系统喘息的机会。（来源：新华网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