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影集里的最后一张照片，是父亲追悼会的照片。母亲在照片下写了一行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取的是庄子《大宗师》里两条鱼的典故。小水塘里的水干涸了，最后的两条鱼往对方身上互相吐着水沫，以求一点湿润。人们感叹这是多伟大的爱情呀！可是对鱼来讲，还不如让它们快活地游在大江大湖里，而互相根本不用惦记着好。生死一别，父亲回归自然。

　　袁传宓

　　生物学家，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1977年开始，袁传宓教授带领南京大学四位同事开始奔走于长江沿岸，追随长江刀鱼洄游的路线。这是中国学者拯救长江刀鱼的首次努力。1981年，开始着手做长江刀鱼的人工繁殖。

　　我父亲死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去世之前在夏威夷阿拉乌玛海湾，用防水相机拍了一只红黄相间的热带鱼，身体扁扁的，像蒲扇，在海里煽动起一圈圈碧蓝的波纹，逍遥自在。

　　父亲在照片下写着：“鱼，鱼，长江葛洲坝的鱼是要到上游产卵的。”

　　父亲像很多老人一样到美国来看望他的儿女。没来之前想我和弟弟想得很热切。才到一天，就说：“我最多只能待一个月，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回去做呢。”我和我弟弟说：“您都退休了，那些重要的事情让您的研究生做去吧。”父亲说，“研究生威性不够，没人听他们的。”我和弟弟就笑。父亲唉声叹气，但又坚决地说：“长江鱼儿洄游的时候，我一定要走。”

　　长江鱼儿洄游的时候，我父亲从来都是要走的。这个规矩从上世纪70年代长江上建了葛洲坝开始。 我记得我父亲的朋友老谷穿着一双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写字时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一碗蛋炒饭，父亲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袄唉声叹气地在小客厅转来转去。

　　“坝上的过鱼道没有用?”父亲问。

　　“没用。”老谷说。

　　“鱼不从过鱼道走?” 父问。

　　“不走。”老谷说。

　　“下游的鱼上不去了?”父亲又问。

　　“我刚从葛洲坝来。鱼都停在那里呢。”老谷说。

　　“造坝前，我早就跟他们说了，鱼不听人的命令的，鱼有鱼的规矩。”父亲说。

　　“葛洲坝的人还以为他们今年渔业大丰收呢。正抓鱼苗上坛腌呢。”老谷说。

　　“你快吃，吃了我们就走。”父亲说。

　　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只觉得他们惶惶不安。像两个赶着救火的救火员。后来我知道了他们带着三名研究生去了葛洲坝，在那“过鱼道”前想尽了办法，长江的鱼儿终于没能懂得人的语言，也看不明白指向“过鱼道”的路标，一条条傻呼呼地停在坝的下游，等着大坝开恩为它们让条生路。

　　最后，父亲和老谷这两位鱼类生物学教授只好带着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只认本能的鱼儿一桶一桶运过坝去。并且，从此之后，年年到了鱼儿洄游的时候，他们都要带着研究生去拉鱼兄弟一把。这叫作“科研”工作。鱼儿每年都得洄游，于是我父亲就得了这么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我父亲说，“我们这些教授，做的只能是亡羊补牢的工作。”

　　天怎么会塌下来呢？真是庸人自扰之。我们的这种好感觉来得无根无据，却理直气壮。

　　偏巧，我父亲就是这么一个忧天的杞人。只是比杞人还多了一个愚公移山的本领——带领徒孙一年一年移鱼不止。

　　父亲的追悼会是在长江边开的，除了他的同事和学生，还有很多渔民。

　　我的父亲叫袁传宓。

江湖之变

常见鱼类成了稀有品种

　　据建坝前调查，三峡库区有鱼类127种，多为特有物种，其中圆口铜鱼、南方鲇、鲤、草鱼、铜鱼、白甲鱼、鲫等都是常见鱼类。2005年到2006年间，常见鱼类种类下降为108种，部分喜欢急流性的鱼类如圆口铜鱼等数量明显减少。曾经位列“长江三鲜”之首的长江鲥鱼也已基本绝迹。久负盛名的“四大家鱼”（青、草、鲢、鳙），鱼苗产量骤减90％。在洞庭湖区，1997年到2006年间以每年近350吨的数量递减，成为稀有品种。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数据显示，长江流域的特有物种白鳍豚在1986年尚有300头左右，2006年和2012年的长江豚类考察中却一头都未发现；同为淡水豚的长江江豚，在1993年有2700头左右，2012年则仅剩1000头左右，锐减过半。

　　1971年葛洲坝水电站的开工修建，使得中华鲟这种古老鱼类洄游至金沙江一带产卵的必经之路被截断。上世纪80年代初，长江里大约还有2000到6000尾中华鲟，到2000年左右只剩下200到500尾。自葛洲坝截流以来，每年回到产卵场的成熟鲟鱼下降50%-75%。

　　袁传宓与研究小组成员（林金榜和秦安岭）。（来源：长江商报）